拾年丨郑忆石：兄妹“串联”路，南下北上本地转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郑忆石，1954年生于重庆。原重庆市巴蜀中学68级初中、四川大学哲学系78级本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87级研究生。先后在工厂、企业工作过。1990年起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至退休。

原题

兄妹“串联”路

作者：郑忆石 

 “文革”之初，为发动广大学生倾情投入运动，开创了京城与外地的互动新模式——“大串联”。我家五兄妹，都程度有别地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

南下

“南下”是大哥的“串联”路，共两次。第一次，从北京到重庆，住了三天。第二次，从北京到井冈山，历时两月。

1.到重庆

1966年初夏，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大哥，即将完成二年级的学业。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被领袖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文革”之火，开始在全国大中学校蔓延。

8月17日傍晚，在校方统一组织下，师生们被紧急拉到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几个街巷。夜半时分，大家从西到东，有序进入广场。

18日早晨7点半，当《东方红》乐曲响起，伟大领袖和中央首长们，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中央。顿时，整个广场像飓风刮过，“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如雷霆滚动，似波涛汹涌。人们满脸兴奋，双目放光，声嘶力竭，泪流滚滚……身心无不沉浸在对领袖的无比崇敬中。置身这火热氛围，大哥也不由得心潮澎湃、热血奔涌。他伸手臂，呼口号，脖颈仰得酸痛，鞋也差点被踩掉。

广场接见（网图）

这次接见，激发了大哥的革命热情，之后，他又归于平静，并未主动地投入轰轰烈烈的运动。这是因为他自幼养成了温和平顺的性格，心眼实诚不善辞令只爱干活，运动之初被大字报指责为“修正主义的苗子，为走资派服务的听话出活典型”，家庭出身是职员而非红五类……这一切，让他在无缘加入红卫兵的同时，不仅对革命造反没有兴趣，反而感到无所适从；不仅没有参与揪斗老师和走资派的行动，而且反感校园暴行，同情被揪斗对象。直到大“串联”到来，他才有所改变。

9月5日，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更让人们情绪高昂。到全国去，播撒“造反有理”的火种；到首都去，获取“斗批改”的经验。京城与外地的互动，让“革命”星火在各行各业迅速燎原。

自1964年8月赴京读书后，大哥只回过一次家。此时，象征革命行动的“串联”，不仅管路费，还管吃住。光鲜又划算的革命方式，让思家心切的大哥，将重庆作为“串联”首选地：一来表明自己“红心映朝阳”，积极投身运动；二来公私兼顾，看望母亲和弟妹。几天后，他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乘车串联（网图）

车刚开出站不久，嘈杂的车厢突然安静下来，几个身着军装、臂戴袖章的红卫兵，押着一个衣服脏旧、神色惊恐的老太太过来了。个头矮小的老太太，在威风八面的红卫兵面前，如同鹰爪中的小鸡，她被喝令在车厢过道，来来回回地爬，还不时挨皮带抽打。

这位老太太来自外地，长住在北京某国家机关工作的女儿家。“文革”来了，她的地主婆身份曝光，这还了得！革命小将火速将她押回原籍，接受劳动改造。

老太太的女儿，被责令随行。母亲被毒打，暴行在眼前，她不能无视，又不能不识大势。此刻，她的心情怕是如立刀锋，刀锋的两边，分别是“充当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与“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此刻，哪怕她再不忍直视眼前的一切，哪怕她心存慈乌反哺，但在将亲情、爱情、友情……但凡与“情”沾边的东西，统统扫进“资产阶级腐朽意识形态”的字纸篓，将“黑五类”视为最凶残阶级敌人的年代，她也只能在打人者的强令下，不时转过头看一眼，以表明自己没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尔后，又迅速将目光移向窗外。大哥就坐在她的对面，看着她紧咬的嘴唇，微微抽搐的脸部肌肉，分明感受到，她的心在哭。

革命铁拳（网图）

眼前情形，让大哥不由想到：这次运动的目标之一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北京的一些中学已经出现批斗和殴打教师的情况。母亲作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毕业于教会学校金陵女大），又是重点中学的教研组长，恐怕要受到冲击，境遇真让人担忧！忐忑不安地到达目的地，在重庆大学红卫兵接待站住下后，他急不可耐地直奔家里。

跨进房门，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书架倾斜，书桌抽屉拉开，衣柜门大敞，竹箩筐翻倒，衣服、书本、纸张、照片碎屑……散落一地，眼前这比盗贼光顾还糟糕的景象，还是让他吃惊。

母亲见到大哥，毫无昔日的欣喜，那枯黄面容，萎靡神情，一如冬风中残叶颤栗。

此时的母亲，遭受大字报的“围殴”，尚未缓过神来，家里又被抄了个底朝天：几天前，七八个红卫兵手持封条，端着浆糊盆，将我家的桌柜贴上了封条。过后，他们又忘了此事，一直不动手。连续高温天，我们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都起盐花了。没换洗衣服，又不敢擅自揭掉封条，母亲只得硬着头皮，找领头的红卫兵：“你们啥时候来采取革命行动？”当天上午，他们终于来了。

母亲道：“他们以为，我和你爸爸都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肯定家底殷实，有不少‘封资修’的东西，却不晓得我俩都是穷学生：抗战期间，靠奖学金或贷学金才完成学业；毕业后，工作难找薪水少，还要给家里老人寄钱；结婚后，孩子多开销大，没有积蓄；你爸爸走得早，我一个人养你们五个，只能保证基本生活。所以家里除了教学用书和日常生活用品，几乎一无所有……”

“他们看到你爸爸戴学位帽的毕业照，要剪掉。我央求他们‘不要剪，那是他留给我们的纪念’。一个女红卫兵乜我一眼：‘这是四旧！’几剪刀，把我和你爸爸读大学时的一些老照片，都剪了。幸好，那个抄书桌的红卫兵，没有拉开最下面的抽屉，那里头有你爸爸写的一点东西。他们离开时，拿走了他唯一的一套旧西装、我的几件旧旗袍、一沓子信件……”

听着母亲时断时续的倾诉，看着她无奈又不甘的神情，想着家中珍藏十多年的父亲遗物霎时粗暴被毁，大哥只觉得阵阵心疼。

回想十几年的成长经历，大哥感触颇深：正是母亲“心为良田，耕无止境”的谆谆教诲，“学为苦海，勤为捷径”的持恒激励，自己才能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入学后，正是母亲写信告诫：“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把学习和工作做得更符合党的要求”，自己才学习更刻苦，服务同学更热心，担任了班上的生活委员，还入了党。

作为家中长子，大哥最了解母亲：兢兢业业教书，夹着尾巴做人，经过多次运动的漂洗，努力跟上形势发展。一个经年累月、呕心沥血地用知识文化，浇灌无产阶级禾苗的中学教师，一个几年都穿不上一件新衣的教书匠，咋一夜之间，就成了资产阶级？还“臭不可闻”？必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越想越困惑。

然而，身为党员，大哥理应响应号召，积极参与运动。况且，自己是京城最早被领袖接见的八十万分之一，更不能作壁上观。此时，如雷贯耳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眼前飞舞晃动的皮带棍棒，电影《槐树庄》中，已经参加了革命的地主之子，回乡后眼见其父被“革了命”，发牢骚怨言而被处分……一幕幕地在脑海回放。这一切，都在提醒他：要站稳党员的立场，认清形势，划清界限，自觉站在革命一边。所以，他既不能当着母亲的面，批评指责红卫兵，又不愿对母亲说“要理解”之类的大道理。

听话紧跟（网图）

天黑之前，大哥带着我们收拾完满屋狼藉，陪母亲坐到天色暗尽。离开时，他呆呆地望着母亲，“唉、唉”地连声叹气。猛地，他抓住母亲的手臂，用力摇了摇，低声重复了两遍：“妈妈，你一定要想开些！一定要想开些！！”随后，他摸摸我的头，又对二哥说：“听妈妈的话，不要出去闯祸”，默默地跨出了家门。

我追到楼道口，抱着走廊尽头的木柱，目送着他下完了最后一级楼梯，看见他站在路灯下，摘下眼镜，抹了几下眼睛。

当晚，他在马路上徘徊，难解心中的郁闷惆怅。夜深了，他来到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前，呆坐在石栏杆上，直到曙色在天际牵出几丝金线……

私事未了，公事还得继续。

第二天，他跟随别人，从朝天门码头乘船到江北嘴，来到“8·15”造反派的诞生地之一——重庆针织厂。进得厂门，看看厂区，扫扫杀气腾腾的大字报标题，算是对参加“文革”有个交代。返程中，同船的几人对着江水，吹喇叭般地突然大喊“8·15万岁！”，让他莫名生厌。回到重庆大学后，他继续看那些形式不变、内容翻新的大字报，喝接待站用刚箍的松木大桶，为川流不息的学生烧的、散发着浓烈松香气的开水。又过了一天，他感觉实在压抑，又不能游离于“文革”之外，便决定回京。

离开重庆前，他想回趟家，向母亲告别。但他与同学同行，在那非常时期，别人闭眼都能猜到我家发生的事情，他只得不辞而别去火车站。在车站，一位41中（巴蜀中学）教师的外甥（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看到他，回来告诉了母亲。此时已是晚上七点，母亲急忙找出一件汗衫、两双鞋垫交给二姐，又嘱她“顺路买一斤杂糖，给你哥送去”。

车站人头攒动，沸反盈天。二姐不知大哥猫在何处，她睁大双眼，不停地寻找，扯起喉咙，不时地叫喊：“哥哥！哥哥！”老天开恩，约十点多钟，在站台一个略微僻静的地方，二姐发现了几只反光的镜片，正是大哥与同学！接过衣物，大哥心中多味杂陈，革命激情和骨肉亲情的冲突对立，让他备受煎熬，也许离开重庆，暂时摆脱眼前的一切，心里会好受一些。

2.赴井冈

大哥回校后，发现原本乱哄哄、闹麻麻的校园，似乎消停了些。原来，不少学生“串联”去了。既然不能置之度外，那就随潮流而动吧。他同五位来自江浙沪的同班男生相商：乘火车去西南“串联”。10月底，几人背起铺盖卷开拔。

第一站成都。说是快车，却几乎逢站必停，走走歇歇，错车等待。三天后，他们终于抵达，落脚四川音乐学院红卫兵接待站。想起此行是“传播火种”，不能白来，但几个书呆子既豪情匮乏，又实在无“真经”可送。几人在校园转了几圈，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炮轰”“火烧”“油炸”“砸烂”……的标题和字眼，目不暇接。光看不表态，虚假革命派。但大字报太多，“敌我友”难辨。

“喷”谁呢？好办，找大字报海洋中，谁骂“当权派”？谁为其辩白？保皇与革命，立即泾渭分明。他们找被炮轰得最多最猛的人名：头号“走资派”，板上钉钉！再写张小字报，贴在一张火力强、气势壮的大字报上，算是对造反派的声援，也算紧跟了伟大战略部署。

第二站贵阳。这趟火车还算争气，追风逐电，马不停蹄。他们入住贵阳医学院红卫兵接待站后，看到《人民日报》10月22日“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报道：大连海运学院15名红卫兵，历时一月，从大连步行到北京。原来，中央希望全国的学生效仿，以减轻不堪重负的运输压力。一番商议，大家决定后续“串联”：学红军，徒步到井冈山。 

步行串联（网图）

目标确定后便分头准备：制作“清华大学井冈山长征队”的红旗，向接待站要地图、宣传品、纸张、油印机，买肥皂牙膏……然后，一起到市政府接待站，留下签名的条子（上写“今借到贵阳市政府20元钱、20斤粮票”。1970年毕业分配前，借条寄到了学校，几人乖乖补交），要到了所需钱款和全国粮票。

想到日后漫漫长路，难免淋雨，他们又要借雨伞。当地穷，若“串联”学生都如此要求，政府也吃不消。再说这东西“借”出去了，还能还回来？但看他们来自领袖“身边”，接待站还是极不情愿地照办了。

“长征是宣言书”。出征前，得搞个仪式自我鼓劲。

11月18日清晨，他们在贵阳医学院一栋大楼前，面向队旗，神情庄严，手握拳头，高声齐诵：“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遵照您的指示，今天出发，开始从贵阳到井冈的长征。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言毕，每人背起30多斤重的行李，迈出了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南下急行80里，天擦黑时来到龙里。一天以后到了贵定。沿铁路走了两天来到都匀。从都匀到丹寨，公路少了，乡间小道渐多，真正的考验开始。此后，挑脚上的水泡，成为每晚的必修课。

跋山涉水两天后，他们来到只有八万人口的丹寨。当地从未见过“串联”的学生，热情爽朗的县委书记见到他们，兴奋又新鲜，立马命令厨房师傅：煮锅肉丝面！不多会儿功夫，一大锅面条端上桌，上面厚厚一层肉丝。几人的头，几乎埋进了碗里。急不可耐地一阵“呼呼呼”后，大哥只觉得股股暖意，阵阵饱感，从胃到身，从身到心，来回循环，“这是出来几天中，吃得最舒服的一顿饭”。50多年后，大哥说起那碗胜似鸡汤的面条，依旧回味绵绵。

县委书记是位转业军人，解放战争攻打宣化时，手指被弹片削去了三根。几人吃面时，他端坐一旁，眯缝着眼，一边享受着“接班人”的夸赞，一边自豪地讲“我们当年……” 

丹寨（网图）

从丹寨到榕江途中，他们在名叫“排路生产队”的女队长家，住了一晚。女队长在公社开会，晚上没赶回来，只有唯一的儿子在家。他们到达时，天已黑了。13岁的男孩见到几位陌生人，憨憨地笑了笑，把他们让进屋后，点火烧水淘米下锅，给他们煮了一锅白米饭，又从坛子里抓出两大把咸菜。当晚，男孩睡楼下，他们睡在阁楼上。

铺被躺下，展开四肢，看着从板缝钻进来的月光，大哥想：幸好从北京出来时，带了铺盖卷！虽然住接待站用不上，且这坨包袱越背越沉，有时真恨不得扔了。但遇到只能住在农民家时，它却那么可爱！我是党员，干活要抢在前面，明天一定要早点起来，给大家做饭。

心里有事，大哥时睡时醒。鸡叫三遍时，他悄悄摸下楼，找男孩要了火柴，赶在大家起床前，烧好了早饭。离开前，他们给男孩两顿饭的钱和粮票，男孩的脸微微红了，低头伸手接下。将出发时，他妈妈回来了，听到大家直夸自己的儿子“懂事，能干”，她咧开的嘴角，半天没合拢。

几人继续出发，先到榕江，后达贵州边界的黎平。

经过黔湘交界的通道县时，突见远处熊熊山火，黑烟升腾，火舌狂吐，一方天空被舔得血红。想到国家财产在遭殃，他们撸起袖子，加快脚步，欲学当年红军，英雄一把。当地农人赶紧拉住他们：你们不懂得灭火，去了反而添乱，早几年就有几个女青年，为救山火，被山火吞没了。他们只好偃旗息鼓，留下“英雄”另再说。

翻山越岭途经数个湖南的小县城后，他们来到邵阳。因连日奔走，精疲力竭，便决定在此休息一天。大哥紧绷的神经失去管控后，耍起了脾气，午睡后如厕，刚立起身，眼前一黑，栽了下去。倒地的瞬间，他清醒了，所幸只是腿杆蹭破一大块皮。疲劳过度加营养太差，身体被小罚了一把。

邵阳往东进入冷水江，再南下到了衡阳。

抗日战争中，衡阳因其时间长、战斗烈、影响远、国军以少胜多，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因历史原因，它在较长时间里，被刻意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了。然而，当地人并没淡忘那些抗战英雄，常会在不经意间提起，流露出对这座英雄城市的自豪感。这让大哥联想到1940年，父亲读浙江大学时，到桂南前线服务，写下的战地日记——《在南战场的一月》。相似的情景、相通的故事，使他心中平添对抗战将士的敬仰。但在当时的红色狂潮中，这几分敬仰，也只是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湘西会战（网图）

从衡阳往东，经过茶陵，在横穿整个湖南省后，他们来到江西宁冈。这里是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古木风姿独秀，溪流清冽澄澈，人行其中，如入仙境，“罗霄山脉的中段，有一座雄伟的高山。苍松翠竹常年青，山洪流水永不断……”的歌声，如山泉喷珠，不约而同地从几人嘴里飞出。如画山林中，红军扛鸟铳持梭镖、挥大刀舞长矛的身影，似眼前掠过。 

从宁冈赶往茅坪途中，走到下午，几人体力渐渐不支。见有条岔路直通主路方向，“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抄近路可省不少脚劲，大哥叫声“走这里”，转身拐了进去。走了好长一段路，才发现同伴没跟上来，自己却与大伙走散了。他喊了几嗓，除了风声，没有回应。山高林密中脱离了群体，紧张与孤单齐齐袭来。天渐渐黑了，四周景物越发模糊，他手握半截棍子，边敲打，边摸索，边行进。  

暗夜独行，只闻自己心跳，莫名响动，更让他毛骨悚然。不知走了多久，总算看见了亮光。问老乡，知山下就是茅坪。当地百姓淳朴善良，遇到落单的学生，不仅热情指路，还会给吃给喝。朝着老乡指点的方向，他顺着山路往下“梭”，直到看见红卫兵接待站的牌子，才长舒了一口气。

当晚，他住在茅坪等候同学。第二天上午，几人终于到了。看到他，大伙也长舒了一口气。大哥这趟走捷径，虽受了惊吓，却免了绕弯，赚了休息，也算值了。但又感到后怕：黑灯瞎火中，万一蹿出条老狼、碰上个坏人、遇到只恶狗……那就惨了。

人聚齐后，继续前行。一天以后，到了井冈山根据地的腹地——茨坪。

茨坪（网图）

此地曾为湘赣边界党政军最高机关所在地，有部分机关的遗迹，毛泽东、朱德的旧居，红军的军械处、被服厂、医院等旧址。茨坪周围地势险要，红军曾利用天险，筑成了五大哨口。匆匆一览革命遗址，他们来到黄洋界哨口。哨口边缘，山风呼号，林涛翻滚，颇有“旌旗在望，鼓角相闻”的气势。几人摆出“我自岿然不动”的架势，在哨口纪念碑前留了影。可惜这张照片，大哥后来遗失了。 

网图

从11月18日至12月26日，这支六人长征小分队，历时38天，经贵州、穿湖南、达江西，终于走到了井冈山。

当然，一路上，他们也没忘记“宣传队”“播种机”的使命。

凡到县城，他们就印发传单。传单是用在北京刻好的蜡纸，自己背的油印机印的，上写“特大喜讯：毛主席可以活150岁，林副主席可以活120岁，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他们也觉得内容过时，但路上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即便得知最新指示，也没工具和功夫刻钢板，只好继续吹牛皮。而人们则以为：凡是北京娃娃带来的，都是宝；凡是北京传来的消息，都值得信。于是，他们印的传单，总是被一抢而空。

遇到农民，他们就散发纸片。纸片是从贵阳带去的，上印《毛主席语录》。农民拿到纸片，说声“谢谢”或咧嘴笑笑，他们便有成就感。个别农民不止被动接受，还主动索要，且越多越好，几张到手后，洗扑克牌似的，“哗哗哗”地翻过来，翻过去。

茨坪的红卫兵接待站很大，大锅红米饭，大桶清水萝卜汤，每天不间断地供应，他们住下了。本想细细瞻仰革命旧址，好好沐浴斗争风雨，但赴井冈山的学生，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熙熙攘攘的人流，让当地政府不堪重负，只好规定每人只能在山上接待站住一晚，第二天必须下山。于是，每天数辆大卡车，两百人一拨，山上山下，串珠滚链。第二天一早，他们便被卡车运下山，一气拉到江西樟树火车站，直接送上了火车。火车经过长沙，于12月30日抵京。

回校后，大哥干的第一件事，便是打扫个人卫生。脱下母亲织的白色线内衣，衣服已呈灰黑色，洗后用开水烫，盆底黑黢黢一层虱子！难怪半程过后，整日像被蚊子缠身。也是，接待站的被褥，被接踵而至的学生反复使用；接待站连轴转，只能保证学生有饭吃，不可能提供洗澡水；一路马不停蹄，没时间洗衣服，洗了也干不了……这才让虱子们，逮住了跩的机会。

上大学前，大哥未出过省界。考上大学，来到“亿万人民向往的地方”，他想细细打量京城，但囊中羞涩，出门基本步行。一次，他从学校走到颐和园，到了公园门口，却不舍得掏5分钱的门票钱，只好门前兜一圈，意犹未尽地回转。

不期而至的大“串联”，尤其是这次步行“串联”，虽仍未激发大哥的造反热情，但看了社会，长了见识；虽苦了肌肤累了筋骨，但添了勇气，炼了毅力。不枉此行了。

北上

大姐的“串联”路，从重庆到北京，再取道上海返渝。

与大哥的温顺性格不同，大姐有点倔强叛逆。 

她读初中时，中苏关系尚属正常，学校鼓励学生与苏联学生交朋友。大姐的苏联朋友柳芭，年龄与她相仿。俩人通信、互寄贺卡，很是热络。爱屋及乌，大姐爱上了苏联小说。从图书馆借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铁流》《毁灭》等，读着读着，左一下、右一下，擦起鼻涕、抹起眼泪来。

读高中后不久，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她的小说兴趣随之转向。借来“三朵花”（《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以及《三家巷》《苦斗》《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红岩》（讽刺的是，这些书到了“文革”，统统成了“毒草”）等，上课时，书藏在课桌里，趁老师转身写黑板时，偷看几行；炒菜时，柴灶前捧读，常常忘记给灶膛添柴续火。

母亲严禁我们看小说，怕我们不务正业影响学习。她发现大姐“胆大妄为”后，抓过书就要开撕。情急之下，大姐的一句话：“书是图书馆借的，撕了要赔，我又没得钱，你撕嘛”，让母亲只得住手，但严令她“马上去还了”。可大姐并未痛改前“非”，而是与母亲打游击战，钻到大床下面，大汗淋漓地闷声陶醉。

革命小说给富有个性的大姐，注入了理想主义色彩。“文革”之前，她喜欢领着我们高唱“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想象着革命志士凛然走上刑场，悲壮便涌上了她的脸庞。我后来常想，她若生在战争年代，一准蹈火不辞；若被敌人抓去，铁定打死不招。

那时，学生们天天被“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歌声，小说《军队的女儿》女主人公投身边疆建设的故事，董加耕、侯隽放弃高考奔赴农村的事迹，包围着、激励着。大姐佩服班上的团支书，高一时便决然退学，赴大巴山区插队落户。但她清楚，母亲希望她读大学，她也愿以更扎实的知识，服务山乡，建设边疆。1966年5月，她完成了毕业考试，填报高考志愿时，一气填了北京农业劳动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林学院。

“文革”之初，大姐虽有革命热情，但因出身“臭老九”，没资格参加红卫兵。一次，她到学校大礼堂围观批斗会，被人“点水”，革命小将不由分说，将她赶出了门。她不忍面对“牛鬼蛇神”遭毒打，不相信大字报上那些耸人听闻的揭发。当她看到一张大字报上写：1964年母亲贪污了学校20元钱时，更是怒不可遏：“卑鄙小人，胡说八道！明明是哥哥考上大学后，学校主动补助的。妈妈一辈子硬气，再穷，也不向人开口借钱，更不要说贪污公款！”但在那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她的争辩，谁能听见？！又有谁信？！

大“串联”开始了，这一没有身份限制的举措，让大姐心思萌动。很快，她与三位家庭背景相似的女同学相约：北上！仰望红太阳去！

临出门前，想到身无分文，她向正患急性黄疸型肝炎住院的母亲讨要。母亲出于不喜“轰轰烈烈”、不解“革命”宗旨、她的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力劝她“不要去”。但大姐哪里听得进！母亲只得给了她15元钱和10斤粮票，在不安中注视着她走出了病房。

来到火车站，人山人海让她们傻了眼。一番左冲右突、使劲拼命，好不容易挤到车厢边，却无论如何凑不近车门。站台上，几个重庆医学院的男生不吝援手，外面的人，连托带举，里面的人，又拉又拽。连爬带攀，总算从窗口“压”了进去。只是忙中出错，一位同伴弄丢了自己装馒头的书包。

车厢内，过道无立足地，座位上人叠人。看看行李架上还有空处，大姐迅速爬了上去。车行一路，走走停停，带的馒头不久便吃完了，喝水则除非车停大站，窗外列车员提壶，靠窗坐的人帮忙。随着沿途上车的人越来越多，火车停靠的时间越拖越长，到后来，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最难的是上厕所，方寸之地，插葱般站满了人；过道水泄不通，根本无法靠近。所以，不到被憋得脸红筋涨，是不会冒着被挤成肉饼的风险，朝臭气熏天的方向前进的。尽管如此，想到将受到领袖接见，浑身细胞便沉浸在无比喜悦中，眼下这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如不了厕的困难，算什么！

乘车北上（网图）

车到郑州，下去一堆人，挤进更多人。一群河南红卫兵在车厢开起了歌会，一位女生唱起了《焦裕禄是俺们的知心人》：数九那个寒天北风紧，焦裕禄同志冒雪出了门，挨家挨户来探望，风里雪里查灾情……

刚开始，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人们没太在意。当她唱到“你心里时刻装着俺们兰考人民，焦裕禄呀好同志，你真是俺们知心人呐”时，先是哽咽，接着号啕大哭。一声惊醒梦中人，人们的情绪受到感染，车厢里抽泣声、恸哭声，响起来了。接着，一位男生领着众人齐唱“焦裕禄啊我们的好书记，你就像那泡桐树巍然挺立，挡黄沙抗洪水无比坚强，不怕苦不怕难从不为自己”，群情更为激昂。

焦裕禄（网图）

榜样的力量无穷。很快，有学生让座，让双腿站得僵直的人缓缓，有学生拿出馒头干饼子，给饿得眼冒金花的人垫垫。随后，河南红卫兵领头，大家又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遍接一遍。困乏和饥渴，瞬间似都远离了。

经过艰苦的旅程，大姐她们终于到了北京。在清华大学红卫兵接待站安顿后，她直奔大哥的宿舍。没想到，大哥与她一样，也听从召唤，到井冈山“串联”去了。前后脚的功夫，俩人没碰上面。沮丧之余，饥肠辘辘，幸得大哥的同学，带她去食堂一顿饱餐，还顺道参观了清华园的主楼和科学馆。

来到北京（网图）

大姐这次北上，是为了取“真经”。但啥是“真经”？她也不甚了了。看看满街的大字报，这应该算吧。上学读书时，她讨厌死记硬背，更不喜欢抄东西。而这一次，她却不惜心血气力。

在等待领袖接见的空闲，她每天手捧笔记本，满校园满大街兜转，抬头盯视，埋头苦干，足足抄了两大本。这凝聚着她革命干劲，耗费她不少精力抄来的“真经”，带回家后，小心翼翼地锁进了抽屉，却从未翻过。九年后，随着我家从东山坡搬到西山坡，“真经”烟飞灰灭，无踪无影。

大姐的北上，还为了获取“精神食粮”。这“精神食粮”，当然是能够在天安门广场被领袖接见。等了好几天，终于赶上了第七拨。与以往民众在广场和周边马路，原地等待的方式不同，这次采用了游行方式，列队从天安门城楼前通过。

11月9日晚，大姐她们被安排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等待第二天幸福时刻到来。夕阳西下后，气温骤降，寒气逼人。风声啸叫，在席地而坐的人堆中自在穿行，随意游荡。大姐紧裹棉袄，恨不能将头缩进肚子里，仍然架不住脸像刀割，上下牙打架，手脚乱颤。她们挤油渣般抱成一团，但小刀抗铁砧，没用。

等待接见（网图）

咬牙熬到10日上午，暖阳下，她缓过劲来。午后，随着红色潮流缓缓淌过长安街，大姐总算来到天安门城楼下。此刻，道道金光，从城楼上播撒下来，人人激情四溢、个个伸颈踮脚。大姐1.64米的个头，外加45度仰角，终于模模糊糊地看到一眼领袖身影，还看到他向人群招了招手。她仰望，她跳跃，她欢呼，她激动……那一刻，多看几眼领袖的心愿，让她挪不动步，喊哑了嗓。然而，广场上都是千里迢迢、不辞辛劳地赶来“沐浴阳光”的学生，都急不可耐，都欣喜若狂。最终，未及热泪长流，她就被向前涌动的人潮，卷出了广场。

下午四点，接见结束，仍有相当部分学生未能通过广场，只能等下一次了。大姐费了半天劲，晃到一眼“心中的红太阳”，虽心有不甘，但转念一想，许多人等了十天半月，都没捞着机会，又释然了。

串联留影（1966年）

抄到了大字报，望到了伟大领袖，还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前留了影，大姐的“串联”果实颇为丰硕。天越来越冷，几人决定南下，在郑州中转换乘，到相对暖和的上海，再从上海返回重庆。

在郑州，她发现商店的柿饼又大又便宜。想到弟妹们还在家“嗷嗷待哺”，尽管兜里所剩无几，她仍然倾尽角票镚子儿，买了三斤多柿饼，一路背回家，自己却不舍得多吃一个。

到上海住了几天，她们想乘火车回家，却无论如何挤不上去。听说可乘船从上海到武汉再转重庆，几个人直奔码头。几番周折后，总算登船。

乘船证（网图）

大姐是第一次乘船。当客轮缓缓驶离十六铺码头，沿岸林立的高楼大厦，风格迥异的万国建筑，像一幅巨型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十里洋场的上海，尽管此时已卷入“文革”风浪，但那些异于京城坐北朝南的平房、重庆摇摇欲坠的吊脚楼的独特景致、异域风情，却让她有一种来到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之感。这一切，让她欣喜惊叹，她甚至有点疑惑：我到底是来学习革命经验的？还是来观望风景的？

船行浦江，挂着各色旗帜的外国巨轮，不时从身边开过，她十分惊奇：从小到大，还没见过这么大的船！回看所乘坐的“东方红”客轮，就像一叶扁舟。中午时分，客轮开进吴淞口，几艘飘着鲜艳五星红旗的灰色军舰静泊港湾。哇！这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军舰！多少年来，只在书本上见到帝国主义的军舰闯入我国耀武扬威，这下，总算亲眼看到自家的了！此刻，尽管肚子“咕咕”叫唤，却顿时像胀了几个“体面馒头”，中国人民又一次“站起来了”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船到武汉后，她上岸遛遛大街，看看大字报，兴趣较之先前，已经大减。住在红卫兵接待站，米饭管够，但大锅菜少油无肉。街面的小吃铺，流动的小摊贩，面窝、豆包、热干面……勾馋虫，引口水。无奈囊空如洗，只有饱眼福，饿肚皮。

乘车证（网图）

大姐生性爱打抱不平。一路“串联”下来，她也当过几回保护伞，收了两个“帮扶对象”。一次在住宿地，有人丢了两块钱，一口咬定是一位初中小女生偷的。于是，与丢钱者同行的几人，围着小女生又骂又吼，还摩拳擦掌，你推我搡，乘机“打抹合”（不打白不打）。小女生吓坏了，委屈得边哭边申辩。大姐见状，一把将她拉到身后，大喝“你们敢打她，就先来打我！”一下把几个人镇住了，很快住嘴停手。此后，小女生进进出出都跟着大姐，大姐则把她当自己的妹妹，保护了一路。直到有一天，小女生碰到老乡，对大姐说“我想肥（回）家了”，才一步一回头地离开。

在武汉逗留几天后，大姐终于挤上了回重庆的火车。

11月28日半夜，我和二姐二哥睡梦正酣，突然被猛烈的捶门声和高叫声惊醒，大姐回来了！进门后，她拉长哭声，“我起码在外面喊了半个多钟头”。我们喜出望外，刚伸手想拉她进被窝暖和，她一把推开：“别碰我，快把大木盆拿来”。原来，她带回一身虱子。我们顿时来了精神，掀炉盖，猛扇火，瓢瓢开水盆里浇，虱子们来不及哀号，便呜呼了。

收拾完虱子，我们端坐被窝，嚼着柿饼，等她分胜利果实。

“文革”开始后，一些单位开始用铝制作领袖像章。起初，像章产量不大，很难弄到。马路上，谁要是胸前佩戴一枚，那神气劲，好似手握金箍棒的孙猴子，额头眼睛鼻子腮帮都在放光。

大姐此行“觅宝”的另一目标，便是到手几个像章。但她不善社交，初次与人交谈，还会脸红。羞涩的后果很严重，忙活好几天，眼见同伴都有进账，惟独自己两手空空。不得已，她卸下面子，逢人多场合，便凑上前：“有没有像章？”见人胸前别了一个，就壮起胆子：“有没有多的？”还寻机“做交易”，用笔记本与人交换……信念不滑坡，办法自然多。返家时，她居然带回了3个！

当大姐打开包了一层又一层的手绢，我们的眼前，顿如珍宝闪耀，目光半天收不回来。大姐好不容易“淘”到的宝，自然不肯出让，但见我们羡慕的神情，又动了恻隐心，让我们借戴一周。手捧她递过来的像章，我的心都阔步昂首了，迫不及待地将它别在左上衣襟。随后几天，我向邻居、小友，甚至跑到母亲的病房、同学的家里，显摆一圈后，才恋恋不舍地归还宝物。

那年月，领袖崇拜如同空气，无处不在，无所不及。一次远距离的接见、一个想象中的握手……都能让人沉醉其中。戴上像章，听大姐述说一路见闻，想象着她被领袖挥手接见的情形，我们模仿电影中，那些被领袖接见后回到家乡，又被众亲邻争相握手恭祝的模样，挨着个，双手紧拽大姐的手，摇来晃去，哈哈傻乐。大姐呢，原本面若菜色，哈欠连天，此刻却如喝了浓咖啡，容光焕发，睡意全无。

就地

大姐之行让人心痒。二姐同我和二哥盘算：来年开春，也去北京，去“抬头仰望北斗星”。

其实，我们仨对“造反”不感冒。相反，红卫兵来抄家时，二哥竟然冲到楼下厨房，抓起一根木棍，要去拼命。吓得我和二姐脚跟脚地撵过去，一人抱身子，一人拖后腿，在他“放开！放开！你们抓我干啥子？！”的怒吼和挣扎中，合力将他制服。我们去串联，不过是想借乘车船不要钱的机会，出门去耍。

但人算不如天算。“文革”之火已经煽起来了，中央号召“就地闹革命”，大“串联”已近尾声。再说，母亲还住在医院，我们也没法走远。首都是赶不上趟了，只好打重庆周边的主意。然而，三个土包子，想象力延伸到极致，也只触及北培。

那里是我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那里有母亲的至交司孃孃。她是西师化学系的老师，1962年第一次带学生到41中实习，受到母亲的热情接待。此后，她每次进城，必到我家小住，母亲总是倾其所有，将平时不舍得给我们吃的东西端上饭桌。由此，她与母亲建立了深厚情谊。

对，去北培！目标选定，说走就走。我和二哥带上礼品，直奔牛角沱长途汽车站，学生证一亮，便上了车，还坐到了靠窗的座位。车在奔驰，竹丛绿树高岩土坡，一个一个的防空洞，扑面而来，又飞逝而去。快到北碚时，车子忽入忽出三个隧洞，如同在白昼与黑夜之间穿行。

下午四点多，到了西师正门。一路打听，找到化学系。见到我俩，司孃孃惊喜万分，忙不迭地带我们去她家。

司孃孃家住平房。小书屋，素卧室，暗厨房，窄饭厅，简洁中弥漫宁馨。后门有竹篱围着一小块地，两株芭蕉轻摇巨扇，风韵十足；几丛秀竹遮阳掩月，雅致清奇。下雨了，密如织、薄如雾的“绒毛”，一点点地汇聚蕉叶，一滴滴地拥抱泥土，不吵不嚷，不疾不徐。

西师比41中大许多倍。大教学楼、阔游泳池、成片的茂竹、多姿的果园……连着三天，我俩到处逛，不放过角角落落。

印象最深的是果园。我俩从一个破铁丝门钻进去，眼前竟是望不到头的广柑林。棵棵树上，金黄点缀绿叶，“灯笼”压弯枝头，太诱人了！见地上还有坠落的柑子，想象着酸酸甜甜的滋味，数次伸手，刚碰到广柑，手又像被火苗炙烤，快速缩回来。真折磨人！其实，那会儿并非我俩觉悟高，更不懂也扯不上康德的道德“绝对命令”，而是母亲平日念叨的“想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偷个鸡蛋吃不饱，一个臭名背到老”之类的老话，在无形中起了作用。

回到司孃孃家，向她说起此事，她微微一笑：“那是生物系的实验园，掉下的柑子要回收，不能捡的哟”。1978年，二哥考上西师后，还专门找寻过那片柑子林，回顾当初纠结的心理感受。 

二哥在西师校门（1978年）

当然，为表明我们胸怀革命动机，还是需要办点公事：我俩在校园装模作样地看大字报，煞有介事地抄上面的豪言壮语，甚至还逛到北培街上，为大姐捡了一沓子传单，用行动证明自己确实听了领袖“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话，投身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了。

只是回家后，大姐问我们看到些什么，张口结舌之余，我俩这才意识到，这纯洁的“革命串联”，最后竟成了地道的探亲访友。至于豪言壮语和传单，大约因为较之北京的东西太“小儿科”，大姐翻了翻，看了两眼，便弃置一旁。

母亲给我们的期限是四天。尽管远没呆够，我俩还得回去。提起两兜广柑，在司孃孃“一定要再来！”的叮嘱声中，意犹未尽地道别。

母亲的转氨酶稍有下降，医生告知“补充优质蛋白，多吃新鲜水果”。然而钞票有限，二姐便从我们三人的伙食费中“抠”，每周的荤菜，仅为一碗肥膘烧腌菜。省下的钱，买最便宜的海参，烧刺刮皮发水，与排骨合炖，由二哥或我每天送到医院，但母亲很少吃鲜果。看见我们拎回黄澄澄的广柑，母亲欣慰地笑了。

一周后，带着新的采购任务，二姐二哥再假“串联”之名，二赴北碚。

因为目标明确，俩人在西师只住了两天。大个的黄柑，少见的血橙，便宜货还好，一人一背篼，背回30多斤。我们不知从哪儿听说：在广柑表面裹一层蜡壳，放几个月都不会坏。找来铁皮罐头筒，用微火融化蜡烛，等热蜡温度降低但不至凝固时，将广柑放入蜡液，均匀地滚上两遍。忙活了好几天，广柑全部穿上了光亮的蜡衣。

然而，广柑也是生命，也要呼吸新鲜空气，我们给它裹得严严实实，无异于捂住了口鼻。不到一个星期，广柑开始烂心，再变身牛油果。我们的无知，不仅让广柑“瞎子掉枯井”，也自戕了孝心。但不管怎样，仨兄妹以到西师“潇洒走一回”，总算圆了一把“串联”梦。

辛劳果实坏了大半，“革命事业”损失惨重。大姐越想越不甘心，决定亲赴西师，一来买广柑宽慰母亲，二来了解革命形势。二哥一听，自告奋勇作陪。

此时已近1966年底，满天飞的革命小将，使全国交通几近瘫痪，严峻形势下，中央要求在1967年元旦前，结束全国性“大串联”。尽管可以拽住免费乘车的尾巴，俩人还是决定学习大哥，步行到北培。

一开始，俩人兴致勃勃，足下生风，中午1点多钟出发，下午到了沙坪坝。但长时间的疾行，引发了大姐自幼落下的关节炎。此后，俩人的行进速度明显放慢。再后来，大姐每走一步，膝盖像刀割一般，不得已，她向二哥说“我实在走不动了，坐车吧”，二哥却不断给她打气：坚持！再坚持！流着泪，咬紧牙，大姐一拐一瘸，一步一挪，勉强撑到三溪口，再也走不动了。

此时，夜深沉，万籁寂，车无影，狗敛息。在这上不挨村下不着店之地，俩人一筹莫展。望眼欲穿中，来了辆运货卡车，二哥站在马路中央，连呼带喊，车在距他约十米远的地方刹住。听了俩人的诉说，司机二话不说，将他们送到西师校门口。敲开司孃孃的家门时，已是后半夜。

大姐躺了一天，大字报没能去看一眼，更甭说买广柑。服药后，关节肿痛稍有缓解，便打道回府。她的这趟革命“串联”，以“出师未捷”落幕。

人说：闲人不造反，造反没闲人。“文革”之初的“大串联”，持续数月，规模空前，让无数如我等之类的闲人，像如今混进婚宴的白食者，假“传经、取经”之名，八方游，四处逛。半个多世纪后，当我同哥姐忆及那段狂热携冲动、兴奋伴盲目、迷茫叠郁闷、苦痛夹微乐的经历，惟余神惶惶、心凄凄。 

郑忆石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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